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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說，礦床學研究與找礦勘探相結合面臨的問題是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現在這種局面？
　　毛景文：正如我之前所說，現階段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科研工作與找礦勘探這兩個過程相對過于獨立，科研人才和生產人才的能力全面性不夠，也沒有建立起一個好的人才流動機制。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歷史因素，也有客觀實際情況。地質工作者長期工作在野外，條件差、待遇低，不少人一生大多數時間就工作在某一個或兩個地區(qū)，以至于眼界不夠寬闊，知識面較窄；在市場好的時候疲于奔命，更沒有時間學習，在很多情況下干的都是“熟練活兒”，很難主動提出或思考科學問題，甚至有些隊伍找到礦了都說不出個“子丑寅卯”來。因此，很多地勘單位發(fā)展受阻，科研水平無法提高，更無從談及科研與生產結合的問題。
　　在人才培養(yǎng)體系和評價機制方面，我們還沒有真正能夠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做到理論知識與實踐技能的共同進步，從很大程度上，發(fā)表論文的數量仍然作為評價其能力高低的唯一標準。在我國，雖然科研、教學和生產單位的分工不同，但評判的標準卻是單一的，因此在很多單位出現“為了科研而科研”的現象。由此以來，科研和教學單位的人員大多忙于采樣、測試和寫文章，不少人只會寫文章，到野外很難合理認識地質現象，更談不上指導找礦勘查。
　　從目前的現實情況來看，就職于科研院?；蛘呱a單位的地質工作者，很多人可能離開了現在的工作主體后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因而也無法像國外那樣建立起生產單位和科研機構之間的人才流動機制。
　　記者：您對于解決這些問題有哪些建議？
　　毛景文：地質科研工作是一個探索未知的過程，每一個地質現象在不同的地質條件下都可能出現新的變化和新的東西，因此地質工作者在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需要用心去思考，這也可以說是新形勢對地質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無論是在科研單位還是生產單位，會干活的人只能被稱作“地質匠”，會思考的人才有可能成為科學家。
　　對于礦山企業(yè)等生產單位的地質工作者來說，能否提出、思考并解決科學問題是決定其所站高度的關鍵要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其是否能真正與國際接軌。我們很高興地看到，最近十多年來，我國很多礦業(yè)公司正在發(fā)生脫胎換骨的變化，無論是民營、國有還是合資企業(yè)，它們不斷學習借鑒礦業(yè)發(fā)達國家一些成功的管理、發(fā)展模式，十分注重對綜合型礦業(yè)人才的培養(yǎng)，也十分注重對于科學問題的探索。
　　如今，我國正處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之中，更需要我們以辯證的眼光和國際化的視野來解決科研與生產相結合的問題。具體來說，根據主體對象的不同，我有以下幾方面建議。
　　在政策層面，國家應該給予科學研究充分的自由和空間，并從宏觀角度保障生產單位、勘探單位、科研單位的基本發(fā)展平衡，促成建立各個單位、層次之間的人才流動機制。
　　對礦業(yè)公司、地勘隊伍等生產單位來說，可以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聘請國內外相關專家到公司就某些科學問題開研討會、做培訓，提高技術職工的科研素質。在生產過程中發(fā)現問題或者困難，要積極引導技術職工主動去思考，并邀請相關專家到現場提供技術指導。要實現這一點，要求生產單位必須從薪水、假期、工作條件等多方面為技術職工創(chuàng)造條件，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讓他們形成“生產實踐-遇到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指導實踐”的良性循環(huán)，以此來提高找礦效率和生產水平。
　　對于礦床學家來說，不要以在實驗室寫論文為最終目的，一定要去找礦勘查一線，要盡可能去更多的礦山，以扎實的野外工作來豐富自身的認識和經驗，多與頂級科學家交流，提升自己的業(yè)務能力和在圈子里的影響力。在生產企業(yè)工作的地質工作者，企業(yè)也應該盡可能創(chuàng)造條件讓他們到國內外典型大型礦床進行實地考察，多跟科學家交流，思考理解礦床的成因機制以及采礦理念和技術，結合自己的工作培養(yǎng)自身的科研-生產思維模式。
　　國際性的學術會議是很好的學習交流平臺。近些年來，我國的地勘單位、礦山企業(yè)等非科研機構越來越頻繁地參與國際化的礦床學術會議，這說明我們的觀念理念正在發(fā)生變化，這與整個大環(huán)境的國際化程度不斷增強有很大關系。國際經濟地質學會（SEG）、國際礦床地質協(xié)會（SGA）、國際礦床成因協(xié)會（IAGOD）等學術組織也會將很多由其主辦的會議安排在我國，這不僅體現了我國在礦床學研究領域和礦業(yè)領域越來越重要的國際地位，也為我國的科學家和地質工作者更好地參與國際溝通、交流、合作，創(chuàng)造了更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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